今年回老家,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每家每户院子里干干净净,但是外出到处都有垃圾;垃圾桶慢慢的变多、越来越高级,可是桶内桶外到处都是垃圾。为什么高级、系列、周全的垃圾设施没有办法解决垃圾问题呢?这引起了我的沉思:
起初村里建立了一个垃圾池,按照每个自然村1-2个的标准配置;垃圾池只解决了垃圾堆放的问题,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清运人员的负担问题。于是设置了可移动的大型垃圾箱,装入垃圾箱的垃圾能够最终靠专用垃圾车实现自动化回收。目前每个自然村根据人口密度有2-3个垃圾箱,定期有镇里有关人员清理。考虑到垃圾箱比较脏,不美观,距离远且数量少,因此升级为绿色大型垃圾桶,每个村按面积和居住人口数量配置8-10个大垃圾桶。
为了让人们便于倒垃圾,村里不断的提升倒垃圾的方便程度,前两年当垃圾桶取代垃圾箱时,每个巷子口均摆放的有大垃圾桶,缩短垃圾桶摆放的距离,方便人们倒垃圾。最近我回家乡发现,村庄每家每户发放了小型家用垃圾桶,上面印有垃圾分类标识,并在桶内部分别设置了分类装置,由此人们在家中便可实现垃圾回收,从源头上解决垃圾收集和分类处理的问题。从自然村分配垃圾箱,到巷道放置大垃圾桶,再到每户配备小型垃圾桶,垃圾回收装置从村头——巷头——户头,垃圾桶的布局越来越便捷化,服务距离也慢慢变得近。
在设施系列化、高级化,摆放方便化、人性化的同时,村庄也对垃圾处置更加“精细化”,这种精细化大多数表现在“文本”和“墙上”。
一方面通过“给村民的一封信”等形式,向村民倡议关注环境卫生,宣传垃圾管理的重要性和具体实际的要求,同时将垃圾处理等环保行为纳入村规民约,明确村民在垃圾管理中的义务和责任,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,将垃圾管理的要求转化为村民的自觉行为。
另一方面,在垃圾桶上设置清晰的标识,标明垃圾类型和投放要求,引导村民正确投放垃圾,而且在村庄电子显示屏上定期播放宣传标语。逐渐形成规范化的管理文本和可视化的宣传引导。
与越来越高级、系列、方便的垃圾设施及文本要求越来越细的“规则”相比,垃圾也呈现了慢慢的变多的景观。
村庄内部依然是熟人或者半熟人社会,“面子”文化依旧流行,在日常中,各家各户都会把自己门口清扫干净,特别是过年期间,家门口的卫生关乎自家的“颜面”,然而院外不远处的垃圾桶附近垃圾却堆积如山。细究得知,村庄大垃圾桶方便虽然附近的村民收集和倾倒垃圾,但面临着垃圾桶管理的责任问题,即“垃圾满了谁去倒?”,最初村中积极的村民将垃圾桶送到村头垃圾箱倾倒,但长此以往便产生诸多“搭便车”的村民,也打消了他们的积极性。最终,垃圾长期堆积无人清扫,严重影响附近的村民,不少村民索性直接将大垃圾桶搬回家中占为己有,以减少巷道环境污染。
按照传统,春节前夕每家每户都要进行大扫除,在拜春节时,各家都收拾的干净整洁,一尘不染。然而在村头的垃圾箱周围却堆满垃圾,脏乱不已,起初我以为是回收人员未能及时清洗整理,走进才发现即使垃圾箱没装满,很多村民也随手将垃圾扔在垃圾箱附近的地方,而只要有人带头扔,便会形成“破窗效应”,周围垃圾越堆越多,不仅影响村庄美观,严重时影响村庄通行。家中的洁净与村头的脏乱形成鲜明对比。
村庄的垃圾桶为村民提供便捷化垃圾处理,特别是分发到户的家用垃圾桶,桶上标识着干垃圾和湿垃圾分类并分别设定分类箱。但实践中,垃圾桶的利用率和分类执行率较低,部分村民家庭垃圾桶处于闲置状态或用来堆放其他杂物,即使少部分农民在利用时也无显著的分类意识,桶内垃圾混杂。同时,因垃圾桶容量有限,家庭垃圾倾倒时经常散落到各地,无论是在家中还是村中随处能够正常的看到散落的垃圾。
垃圾解决方法直接影响村庄环境卫生,根据政策要求,农村垃圾处理统一按照“村收集,镇运送,县处理”三级处理模式,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垃圾解决方法,国家明确规定农村里的生活垃圾严禁露天堆放和露天焚烧,村庄也明确禁止焚烧垃圾。但回家几天发现村中仍有部分村民在垃圾箱附近焚烧废旧衣物,其问题大多有两点:一是长期形成的垃圾处理习惯,村民认为焚烧是一种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法;二是部分农村地区垃圾收集和转运不及时,村民为图省事而选择就地焚烧。为了避人耳目村民一般会选择在天黑时焚烧,焚烧垃圾的气味刺鼻,影响周围的环境,附近村民也怨声载道,但这一现象每年依然屡禁不止。
垃圾回收设备的提升,服务距离的拉近还是未能实现根本的转变村庄垃圾治理。农村垃圾治理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工程。农民缺的并非是一个高级便捷垃圾装置,更需要从宣传引导、优化制度等“软件”方面转变村民观念认知,匹配村民的需求。
从观念认知层面看,部分村民仍然缺乏环保意识,认为垃圾治理是政府或保洁员的责任,自己无需参与,这种观念导致村民在垃圾处理上缺乏责任感和主动性,甚至存在“搭便车”心理。另外村干部在管理中忽视了群众的思想动员,村干部将垃圾清理视为上级一项工作任务,满足于将设备分发到位,缺乏对政策的深入宣传,这种意识上的滞后使得硬件设施的升级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治理成果。
从制度设计上看,一是垃圾回收中责任划分不清晰;二是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;三是没有严格确保规则的执行机制,缺乏严格实施的第三方执行者,一些村民违反后没有人执行处罚规则。这种制度和管理机制的不足,使得硬件设施的升级没办法得到有效支持,进而影响了垃圾治理的整体效果。
村庄公共环境治理本质上属于公共资源治理问题,其中垃圾清理作为一个公共物品,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不理性。按照经典作家提出解决思路有两条:一是私有化,即将垃圾清理交给公司解决;二是要么完全由政府承担起来。除此之外,还有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合作自治,即相关主体合作自治。现在我们老家没有采取私有化和市场方式,而是完全依靠政府,垃圾清理与公共池塘还不完全相同,需要家家户户配合,可是政府也只提供了硬件支持,我们大家可以发现硬件越来越先进、系列、周到,但是没解决农民的参与、配合问题。所以,只有一半政府,一半合作的垃圾治理肯定失败。
如果垃圾治理要成功,除了硬件条件外,更需要“软件”配套,一是宣传和鼓励群众参与;二是建立治理组织;三是制定治理规则;四是建立第三方实施机制,或者村内组织自我实施机制;五是对违规者进行分级处罚。所以老家的垃圾治理只走出了合作治理的第一步,后面还有很多步骤需要走。
如果能够将治理“软件”建设好,即使没有硬件设施,也能够在垃圾治理领域实现“善治”。我在一些山区调查时发现,即使没有如老家一样的垃圾处理的硬件设施,但是家内家外都很干净。
潜环(1993-)安徽省委党校讲师,政治学博士,研究方向是乡村治理与基层基层政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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